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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红色家族恩怨何时了

2013-10-19 03:07  南华早报
那些进入政坛的中国红色家族子弟们,在继承父辈政治遗产的同时,也将不得不背负家族的历史恩怨。

在中共党史上,习仲勋是一个特别值得人们敬佩的人,因为他在政治纷扰的一生中,“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而且,无论是在革命阶段,还是改革阶段,他都立下了赫赫功勋。所以,近日中共中央对于习仲勋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如果单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可谓理当如此,得其所哉。

不过,在历史评价之外,因为习仲勋的纪念大会同时也成为各大红色家族公开和集体亮相的契机。他们中的部分人,或公开或隐晦地向外传达出,他们是习近平主政时代,中共政权的核心圈子。所以,此次纪念也对未来的中国政局带有重要的预示作用。

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有过“中国这个国家,究竟谁是接班人”的争论,其中一派主张“血统论”,认为“共产党政权只能由自己的子弟接班”。而四十几年之后,在习仲勋诞辰的百年纪念座谈会上,我们发现,参加会议的各大红色家族的代表人物、当年的那些红卫兵们,如今的确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等领域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接班”愿望。

在十七大之后,随着习近平成为“王储”,薄熙来成为政治局委员(虽然后来被撤职、审判),刘源、刘晓江、刘亚洲等人成为解放军上将,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国元勋的后人们,纷纷转战仕途,将其潜在的影响力转换成具体的官职,公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而这一趋势,目前来看,还在强化和扩大。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内做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范围内做纵向比较,政治家族的后代们,因为从小耳闻目染,的确在某些层面具有平民家庭所不具备的专业优势,所以两代人、三代人乃至更为长远的世系都从事政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中国的红色家族子弟进入政坛,抛开道德评判,只从专业角度来讲,确实有其优势。但是,他们也存在普通官僚阶层所不具有的麻烦。

在纪念习仲勋的座谈会上,有一对母子格外引人关注。他们就是高岗遗孀李力群及其儿子高燕生。他们与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等同聚一堂。在中共历史上,有过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按照官方概述,第一次斗争是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之间的斗争,最后一次则是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而在这十次之间,有一次发生在1954年,是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斗争。距今已经近六十年,高岗、饶漱石始终没有获得中共平反。
对于习近平来说,从八十年代的从政之初,一步步走到今天,他父亲习仲勋的政治遗产,对于他的帮助可谓至关重要。而他在继承父亲政治遗产的同时,也要继承家族的历史恩怨。所以,虽然高岗还未获官方性质的平反,但因与习仲勋关系密切,其遗孀及儿子,依然得以与会这一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刻。而同样,其他代表家族出席的红色子弟们,因为他们今天的地位得益于父辈的战场厮杀和纵横阖捭,同样也要继承家族的历史恩怨。

正因为如此,在过去一年中,薄熙来系狱之后,据说对他营救最力的人,正是与他父亲薄一波当年同属于一个党内“山头”的“华北局”的干部子弟,特别是与薄一波一道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那些人的后人。同样,与习近平要实现其父亲为老战友高岗平反的遗志一样,当年作为高岗政敌而打倒高岗的那些人的后人,比如刘少奇家族和邓小平家族,恐怕在今天依然并不乐见为高岗平反。

这便是中国红色家族子弟,跟普通官僚阶层相比,所具有的特殊麻烦。中共从1921年创立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28年间“山头”林立,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也经历着残酷的内部搏杀。

以高岗、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红军”,是其中的一个“山头”,有海外媒体称其为“陕北帮”。1935年在陕北进行的肃反,差点将高岗和习仲勋等人活埋。而他们当时的对立面,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聂洪钧等人的后人,今天依然活跃于中国政坛。其中,朱理治之子朱佳木,更是现在中共体制内左派的代表人物。

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中顾委工作纪实(1982-1987)》一书披露,陕北肃反问题虽然有中央的多次官方定论,但一直延祸到现在。1962年,小说《刘志丹》尝试用文学的形式回顾那段历史,结果引发对立派系的反击,习仲勋与同样出身“陕北帮”的贾拓夫、刘景范一道被打成“反党集团”,习近平也从那时候开始经历忐忑与动荡的生活。习仲勋的平反要等到文革结束。到了2009年,《刘志丹》一书试图重新出版,但因人告状,很快便又被查禁。据《中顾委工作纪实(1982-1987)》一书说,这已是第三次被禁止出版发行了。

如果说,中共开国元勋的子弟们,想借习仲勋纪念大会来集体亮相,彰显他们接班的现实,那么我们抛开道德评判,仅从行政专业的角度出来,也要警惕。他们因为背负了父辈的历史旧怨和“山头”主义影响,会不会干扰国家大政方针的正确实施?

其实,面对未来,中国人能够抛开道德评判吗?满清覆灭,共和初立之时,袁世凯想复辟帝制,开始他袁家万世一系的统治,结果众判亲离,仅八十三天就“呜呼哀哉”了。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更已经深入人心,政权的领导者,只有从人民群众中,才能建立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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